本文摘自朱教授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字经济治理不仅能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还能为推进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强大动力。社会和媒体等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以舆论监督提高企业失信和违法成本，促进其诚信经营、合法经营。

推动形成各方共同参与、协同共治的多元化治理。其中，政府部门要坚持发展和监管两手抓，制定更加灵活有效的政策措施，明确监管范围和统一规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在重塑公共服务模式、更好发挥政府治理职能的基础上，推进欠发达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信息和数据壁垒，形成良好网络空间秩序。从技术层面不断推进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数字化建设。

构建以监测预警体系、信息披露体系、大数据征集体系、社会评价体系和数据共享机制为主干的数字化联动监管系统，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推动实现覆盖事前事中事后，贯穿全过程、全链条、全领域的监管和治理。作为对传统经济治理的变革、升级与重构，数字经济治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建立大数据动态分析系统，通过精准掌握数字经济发展成效与存在的问题、分析研判数字经济发展形势和趋势，在打造数字化政府的基础上系统提升数字经济治理效能。商业类国有企业又分为商业一类和商业二类两种。

从市场经济及其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旦市场机制因战争、经济危机等因素受到较大破坏时，再加上当时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影响，往往是国有化比重相对较高时期。即便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法国，当时国有企业总产值才达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5。四、中国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路径依赖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了与政治等因素处于胶着状态的攻坚期和深水区。2、普遍为国有企业改革立法。

（6）国有企业治理与普通商事企业公司治理混淆与模糊，不仅异化了公司法等私法规范及其公司治理，而且也没有真正解决国有企业治理问题。比如英国的通信业、运输业的45%由私有企业承担，比利时的供水、供电、供气等国有化程度只有19.7%，日本国铁也实现了私有化等。

比如某些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央与地方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区分及其关系等。二是国有企业改革不是单纯的企业改革，还涉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配套改革。[11]为此，根据2017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要求，适时制定国有资本优先股和国家特殊管理股管理办法。对于这些国家今天而言，这些到底是经验还是教训尚需要历史检验。

根据2017年7月发布的《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2017年底前完成所有国资委管辖的中央国有企业的公司改制。[8]因此，这些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付出了沉重社会代价，比如：权贵资本主义、外来资本垄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失业率严重、金融动荡等，进而影响到国家政局动荡与冲突，社会撕裂与对立，甚至国家分裂等。[9] 参见李昌庚：《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依赖及其法治回应》，《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这要取决于不同国家历史发展阶段的国情差异。

对此，既不能简单地以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标准衡量中国，也不能简单地以原苏联东欧等国家转型变迁后的现状苛求中国，而应当基于中国特殊国情，立足已有改革基础，遵循历史惯性，以史为鉴，政治权威主导下的主动改革，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完成国企改革、实现社会平稳转型应当是我国较为理想选择。凡是私有企业及其社会资本能够解决的领域，政府原则上都要允许，实现国有资本有进有退。

因而，立足历史惯性下的今日中国，某些领域的国企改革暂时滞后是必要的，而非图一时之仓促改革而紊乱改革布局或致改革失败。[5] 当然，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发展经济和赶超发达国家，建立国有企业除了弥补市场失灵外，还要考虑构建国家工业及其国民经济体系、奠定经济基础、技术创新与先导、扶持和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等因素。

但对于历史惯性下的今天中国而言，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社会平稳转型，国有企业改革借鉴上述经验教训则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单纯为了盈利，国有企业原则上就没有成立的必要。从2013年到2016年，中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从65.7%提高到接近70%。既要认清国企改革的问题实质和改革方向，也要妥善选择改革路径。国有企业改革也不例外。[4] 参见史树林、庞华玲等：《国有资产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482--490页。

这是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要体现。比如意大利的国家参与部、西班牙的国家工业局（INI）（后来改制为国家工业控股公司）和资产剥离操作局（DOO）、俄罗斯的国家和地方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企业私有化委员会、东德的国有财产委托管理局（托管局）、波兰的所有制改造部、匈牙利的国家财产局、国家私有化署、罗马尼亚的私有化署、巴西的国有企业管理委员会、印度的国有企业局、工业与财政复兴局等。

商业一类是指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即一般竞争类。而这些改革又需要置身于整个国家改革的顶层设计蓝图中。

看不清国企改革的问题实质或激进做法均是改革天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根据2015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要基本完成所有国有企业的公司改制。

对此，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其员工持股计划等。除了原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少数非市场化国家外，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把利润作为国有企业的首要目标。看不清国企改革的问题实质或激进做法均是改革天敌。由国企改革主管机构按照市场规律列出改革路线图、时间表和改革清单。

另一方面，在主动改革的前提下，吸取原苏联东欧等国家休克疗法的经验教训，做好配套改革措施的衔接与完善。通过公司化改制，依产业或行业特点，在电信、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军工等领域，有条件、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员工持股计划等，分类逐渐降低国有股比重。

比如俄罗斯早先有《俄罗斯私有化纲要》，1991年颁布了《俄罗斯联邦所有制法》、《俄罗斯关于国家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法》，随后又颁布了《小私有化法》、《长期归国家所有的财产使用法》等。设立或授权类似专门机构既能把握改革实质和方向，也能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国资流失。

我国目前关于国企改革的专门立法并不多见，还需进一步加强。3、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国企改革发展基金、供给侧改革等措施，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国有企业尤其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下岗潮，使我国失业率保持在合理控制范围。

（2）按照国有企业市场定位目标及其分类改革要求，国有资本原则上逐步退出一般市场竞争领域，进一步重组并降低国有企业数量，推进国有企业瘦身健体。2、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存在一个误区，即认为商业类国企尤其商业一类（一般竞争类）国企应当按照完全市场化方式运作，进退应由市场来选择。中央及地方要制定相应的改革进度计划和时间表。美国二战期间建立了2600个左右的国有企业。

这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国有资本比重，而且还有利于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公平，同时还有利于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公平等。（3）本着出资人职能与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分离的原则，改革国资委和财政部门等国有企业主管机构，改革和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财产管理体制及其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建立若干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具体出资人职能，行使股东权利，构建科学合理的企业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和相应的监管制度。

四是市场转型下或特定发展阶段的商业类国企虽然可以与私有企业一道适用《公司法》等私法规范，相对于公益类国企更多借鉴普通商事企业的公司治理，但只要国有资本占据主导地位，仍具有国有企业公权力因素的特殊性，因而仍更多具有国有企业治理及其监管的共性。二是国企公益类与商业类划分是相对的。

[11] 所谓黄金股制度，是指国企私有化改革中，基于国家利益，发行由政府持有的特权优先股，不代表任何财产权利，没有投票权和收益权等，即便政府不再或少量持有企业股份，但政府可以通过特权优先股保留着或在一定阶段保留着企业某些重大经营决策中的一票否决权。除此以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国企改革保障资金筹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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